人民網北京3月5日電 （萬鵬）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第一次明確提出“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習近平“四個全面”戰(zhàn)略思想的提出，在理論界及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反響。如何全面理解“四個全面”的戰(zhàn)略布局？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辛鳴認為，不妨從“4、3、2、1”的角度來把握，“四個全面”的戰(zhàn)略凸顯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三種意識，基于兩大戰(zhàn)略判斷，彰顯了一種強烈的政治自信。
“四個全面”讓中國夢實現路徑更加清晰
    “大國的復興關鍵靠戰(zhàn)略，大國之間的較量說到底也是在拼戰(zhàn)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我們中國最偉大的夢想。要想實現這個夢想，它必須得有戰(zhàn)略的建構。戰(zhàn)略好，這個事情就能成；戰(zhàn)略優(yōu)，這個競爭就能勝。”辛鳴認為，“四個全面”就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偉大夢想的歷史進程中所做的戰(zhàn)略布局。“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zhàn)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zhàn)略舉措。他認為，一個目標、三大戰(zhàn)略舉措，用個形象的說法，就好比是“三足鼎立”，上面架起了目標，“一體三足”構建起了中國未來美好的藍圖。從這個角度來講，“四個全面”這個戰(zhàn)略布局的提出，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最偉大夢想的路徑更加清晰，步伐也更加穩(wěn)健了。
凸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三種意識”
    “要想真正全面地理解‘四個全面’，恐怕還要再往前講，就是僅僅明白了一體三足的戰(zhàn)略建構之外，還要明白這一體三足的戰(zhàn)略建構凸顯了什么樣的意識。”辛鳴認為，“四個全面”背后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或者今日中國社會三種意識的強烈凸顯。
    第一，使命意識。今日中國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應該做一些什么工作？中國共產黨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這一歷史進程中應該肩負起什么樣的責任？承擔什么樣的使命？這種強烈的使命意識，貫穿了“四個全面”這個戰(zhàn)略布局的始終。使命意識其實就是大目標的意識、大愿景的意識，戰(zhàn)略說到根本上是實現目標與應用手段之間的戰(zhàn)略的規(guī)劃。在這個意義上講，大目標是什么，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如何帶領中國社會、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樣一種使命意識時時強烈地縈繞在“四個全面”戰(zhàn)略始終。
    第二，強烈的問題意識。“四個全面”戰(zhàn)略的提出是為了破解今日中國社會，在走向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我們所遇到的問題、所面對的問題、所不可回避的問題，比如，要想實現民族復興，全面小康是關鍵的一步，這一步我們應該怎么走，會遇到哪些問題，我們要認認真真研究破解之法。要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會遇到哪些障礙，我們如何通過改革破解這些障礙，如何通過依法治國確定規(guī)矩，如何通過從嚴治黨鍛造核心，所有這些方面存在什么問題，緊緊圍繞問題進行戰(zhàn)略構建。
    第三，擔當意識。中國共產黨人有這樣一種崇高的使命，同時，我們也很清楚在完成這個使命的過程中會遇到什么樣的問題。遇到這些問題怎么辦？我們是繞著走、視而不見，還是迎頭而上，去破解問題、化解問題、解決問題。做這些工作要什么？需要一種擔當。沒有這種擔當意識，我們做不出這樣一種戰(zhàn)略構想，沒有這樣一種擔當意識，也許我們就會撿好的做，撿容易的做，撿能馬上見效的做，而不會在“全面”上大做文章。
建立在“兩個重大判斷”基礎之上
    “‘四個全面’的戰(zhàn)略布局的提出，是基于今日中國社會的兩個重大判斷。”辛鳴向記者談到，第一個重大判斷是我們對國內發(fā)展態(tài)勢的重大判斷。就是今日中國國內形勢進入了發(fā)展的新常態(tài)。所謂發(fā)展的新常態(tài)，他談到，今日中國社會和過去60年來，甚至過去30多年來發(fā)展狀況、發(fā)展要求都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蛘呓栌矛F在網友說的比較多的一句話，已經有了相當大的不同。所有這些不同意味著我們過去一些習以為常的、用得好、用得慣的一些辦法、一些措施，甚至包括一些思維，在今日中國社會已經越來越不管用，越來越不能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不敢用。那么怎么辦？我們要順應新常態(tài)，認識新常態(tài)，培育新常態(tài)。需要有新的戰(zhàn)略，需要有新的戰(zhàn)略籌劃和戰(zhàn)略建構。
第二個重大判斷，今日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呈現出一種新格局。辛鳴認為，所謂新格局，就是中國和世界的關系發(fā)生重大變化了。30多年前，中國和世界基本上是保持著相對獨立。隨著世界潮流的發(fā)展，我們發(fā)現，當今世界的發(fā)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中國必須開放。過去30多年來，中國對外開放，走向世界。我們在既有的國際格局和既有的國際規(guī)則框架下如何更好地與世界合作，如何去發(fā)展自己。應該說，這也是個很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做得也很好。但是隨著中國社會的快速發(fā)展，隨著中國在世界格局中這種地位的變化，中國和世界的關系應該出現一種新的構建。   
    辛鳴指出，無論我們的制度文明發(fā)展，還是整個綜合國力的發(fā)展，都讓今天的中國社會有能力，也有必要向世界提出一種新的“世界觀”、新的世界格局。十八大以來，我們和美國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和俄羅斯現在是戰(zhàn)略伙伴合作關系，周邊國家建構“一路一帶”，所有這一切意味著今天的國際格局已經有了中國的聲音、中國的意識，我們用一種和而不同的模式重新塑造世界的新格局。我們的“四個全面”也就是基于這樣一種新的國際格局背景下提出來的。
彰顯出了一種“政治自信”
    “‘四個全面’凸顯了三種意識，又基于兩大判斷，最后歸結于一條，是彰顯出了一種強烈的政治自信。”辛鳴指出，今天的中國能提出“四個全面”戰(zhàn)略，說到底是一種“政治自信”的體現。因為能不能提出一個好戰(zhàn)略，敢不敢提出一個好戰(zhàn)略，是需要有資本、有底氣的、有智慧的。如果沒有資本，沒有底氣，就算構建了好的戰(zhàn)略，這個戰(zhàn)略也可能會是空的，或者這個戰(zhàn)略只能掛在墻上，寫在紙上，變不成現實的實踐指南。為什么“四個全面”提出來之后能迅速贏得中國社會的認同，就是基于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成績”贏得了中國社會的支持，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同，甚至還得到了不服氣人的低頭。
    “人民群眾對政黨、政治領袖的認同，不看你說什么，關鍵看你做什么。”辛鳴談到，十八大之后的這短短兩年時間之內，我們的政治領袖得到社會公眾如此高度的認同，是基于我們雷厲風行的反腐敗，基于卓有成效的經濟發(fā)展和政治建設。所有這一切，讓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贏得了中國社會的支持。面對國際社會，新一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方略拿出來的時候，他們不得不表示認同與佩服，這一點也是很難得的，因為我們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他們理解了中國社會已經有了自己新的思路、新的發(fā)展、新的狀態(tài)的時候，他們也不得不來尊重我們中國的現狀。這種尊重是不一樣的。更重要的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雷霆萬鈞反腐敗，這一點贏得了人民的支持，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所有這一切鑄造了中國共產黨這種政治自信。有了這個政治自信，我們的“四個全面”戰(zhàn)略也就水到渠成了、基礎扎實了。